奧運會如火如荼進行中,在全中國為奧運會或驕傲或憤慨或失望或遺憾或喜悅時,在全中國愛國情緒高漲時,我的書桌上靜靜的擺著一本古樸的書。林語堂先生的《中國人》。
許錫良先生就這樣評價過林語堂:如果是一個完全不了解外面世界的中國人,或者是一個完全不懂中國的外國人,要了解中國都不會那么容易。但是,林語堂不同,他學貫中西,橫跨東西方文化,更重要的是,他的生活中有著深厚而豐富的中西方生活背景,作為一個有著中國西方文化背景的中國人,來觀察中國與中國人,自然會有比較客觀公正的結論。我自然是贊成先生的說法的。
林語堂經(jīng)過長期痛苦探索、反省與沉思之后,以弘揚中國悠久的傳統(tǒng)文化為出發(fā)點,用大量翔實的背景材料為依據(jù),對中西方文化作了廣泛深入的比較,以通俗、微妙的方式闡述了自己對于中國人與文化的感受,試圖向世界打開中國這扇古老的大門。正是因為對祖國的赤子之情,才使作者坦誠相見,不惜惹怒與此持異議的作家和同胞,甚至將中國的“麻煩都公之于世”,而不是為她涂脂抹粉。作者在自序中聲稱:本書不是為中國“偉大的愛國者”和西方的“愛國者”而作,只是為那些“沒有失去自己最高人類價值”的人而寫。
經(jīng)過對南北方人的考證,林語堂發(fā)現(xiàn)這樣一個事實:所有偉大王朝的創(chuàng)業(yè)者都來自一個相當狹窄的山區(qū),即隴海鐵路周圍,包括河南東部、河北南部、山東西部以及安徽北部。為楚漢爭霸中的劉邦與項羽,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,宋朝的趙匡胤以及近代史上的袁世凱、馮玉祥、吳佩孚、鹿鐘麟等人,如果我們以隴海鐵路的某一點為中心畫一個圓圈,那么圈內(nèi)就是這些封建帝王的出生地。
對于中國人消極避世的活命態(tài)度,林語堂認為這是由于個人權利缺乏有效的保障,才產(chǎn)生了這種不可忽視的處世態(tài)度,正如烏龜培育自己的甲殼一樣。現(xiàn)實社會中“見義不為”的種種現(xiàn)象,不正是由于法律在保持個人權利的具體執(zhí)行中發(fā)生了某些偏差,才導致人們對參與公共事業(yè)——“管閑事”——持淡漠的態(tài)度嗎?
關于“家庭與婚姻問題”,作者認為:在家庭里,婦女是統(tǒng)治者,沒有一個現(xiàn)代人會相信莎士比亞所說的:“弱者,你的名字是女人”。他認為中國婦女不是那種易受壓迫的婦女。盡管被剝奪了西方婦女所享受的尊敬與社會權力,但當她們一旦適應了封建專制的家庭生活之后,也就不會計較是否參加社交聚會,而會認為自己在家庭的地位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從這一觀點出發(fā),我們就不難理解:無論在政治上還是在家庭生活中,中國為什么會誕生那么多慈禧太后式的人物。
在“人生的歸宿”這一人類永恒的命題上,作者認為:在很大程度上,人生僅僅是一場鬧劇,有時最好站在一旁,觀之笑之,這比一味介入要強得多。人生在世最重要的是掌握僅有的會給自己帶來幸福的東西。他把“回歸自然”視為一切美和幸福的永恒源泉。極力推崇人的一輩子應考慮如何真正的活著,而不是謀劃如何發(fā)展;應珍惜現(xiàn)在的時光盡情享受,而不是去奮發(fā)勞動;應養(yǎng)精蓄銳以備它曰之不測,而不是發(fā)揮自己的精力。
“在這個世界上活得最愉快的永遠是那些中產(chǎn)階級嘛,即不用為了生計而奔波,也不至于可以完全放棄工作仍然可以奢華的度過一生。在慵懶中用功,在用功中慵懶,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。”
也許只有東方的哲人能夠理解這種生活態(tài)度,他們覺得命運是輪回,沒有一個人永遠強勢,也沒有一個人永遠倒霉,三十年河東,三十年河西。所以競爭是無益的,帶著一種豁達和幽默去看待人生。
但我至今還不太肯定這種看法,中國的原始資本積累還沒到那一步,我們還不可能象美國孩子那樣暑假背者書包去周游世界,我們還沒有資本去享受生活。從內(nèi)心上來講,自己不是一個很愛玩的人,總想找點事情來做。我想那些中產(chǎn)階級永遠體會不到的是象克林頓,羅斯福,肯尼迪那樣用自己的個人魅力讓整個國家為之瘋狂的成就感,象比爾當年在白宮與萊溫斯基有染而認罪時,美國人民說,看這孩子多么誠懇嘛,原諒他吧。也許有些人會覺得不在乎,但是誰知道了,或于是吃不到葡萄說葡萄酸了,連諸葛亮那樣躬耕于南陽,都退卻不了玄德三顧之恩,出山扶主,更不要說小資們了。
每一個有上進心的人,潛意識里都有一個目標,或明確,或模糊,這是不爭的事實,相信如果機遇擺在他們面前,都不會輕言放棄的吧。這就是我讀林先生的中國人最大的感受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