古語云:“易有三訓,一訓簡易,二訓變易,三訓不易”,“易與天地準”,之于常識,不也是如此嗎?我們生活在常識中,“春暖花開”、“秋高氣爽”,我們不假思索地運用它們,是為簡易;同一事物不同時刻有不同的表現(xiàn),變化無窮,是為變易;常識由生活而來,經久適用,是為不易。故莊子云:“道在便溺”。因常識,于生活,我們泰然。
老子云:“大象若希”。正是由于常識之于我們太過習慣了,時常,我們會無所察覺,如同時空之于我們過于靜止與絕對,在愛氏之前,我們被蒙騙了千萬年。于是我們在恍然后明白,常識雖常,但亦要知之、行之、思之。
所謂的對常識的知之,并非僅僅為熱則卻衣寒則添衣的自然反射,而是對自然存在的用心觀察。沒有這用心,何來常識?沒有常識,何以行之?不得而行之,必遭禍患。譬如之于人,了解交通擁擠之時間,于約會便不會誤時;又譬如拿破侖不知俄國之地廣與冬天之寒冷,便因俄國堅壁清野而為滑鐵盧之役埋下伏筆。
所以對于常識,要知之。
所謂的對常識的行之,不僅是于知之之后的體證,還是生活的必需,之所以要知且行,系因為知易而行難。行難,故特以行之。常識的知之,是困則眠、疲則休息,是諸葛順勢三分天下,是劉邦知楚強漢弱而強赴鴻門。對常識的行之,是順應自然、順時而動,故可避害趨利,所以才有一覺醒來的精神,才有漢朝天下。
所以對于常識,要行之。
至于對于常識的思之,那便是在知行合一后更高的要求。正因為常識之常,所以無形中被我們忽略、習慣,然世間萬物莫不在變易中永恒,拘泥而行自己不適合,若死守既得,便永無進步可言。故湯之盤銘曰:“茍日新、日日新、又日新”;《康詔》曰:“作新民”;曾子曰:“君子無所不用其極”;因為對常識的思之,愛氏提出了相對論,玻爾提出了量子力學;之于歷史的,不正是由于對意識形態(tài)的思之與變革,再知而行之,才有三十年改革開放而至于今日之中華崛起?
“易與天地準”,也正是憑借常識,憑借與常識同行,我們維系了一個曠古的文明,然而無論是生活還是發(fā)展,不知常識無語進步,不行常識無以趨利避患,不思常識卻也無以百尺竿頭更進一步。
于是,不妨化用子思的“慎思之,明辨之,篤行之”而說,對于常識,我們要知之、行之、思之,由是,則有泰然的生活與不斷的前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