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六六年初夏,全國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無產(chǎn)階級文化大革命運動,舉國上下大中小學都停課鬧革命,處處是一片“造反有理”的口號聲,老師和學生都卷入了這場革命大風暴的漩渦之中,我們當然也不例外。
但是,我是民力教師,工資來源主要是學生交費,如果放棄教學,沒有學生讀書,我就要面臨失業(yè)的危險。因此除了特殊的大會和游行外,其他的集體活動我一直婉言謝絕,堅持每天上課五個課時。那時沒有教材,主要是學習毛主席語錄。我除了對學生進行思想教育外,重點對學生進行文化教育。對字、詞、句、段篇作了詳細的講解,還要求學生做好作業(yè),另外還編了一些兒歌、應用文、記敘文抄在黑板上,讓學生記下來當課文熟讀。每周還安排兩課時,讓學生練習書寫大字。每隔兩周寫一次作文,并作了精批細改。還要求學生借來上年同級的數(shù)學書,我認真地教他們學好數(shù)學。那時,凡有頭腦的家長,都愿把孩子交與我教育,小小的土屋里,連過道上都安滿了獨凳,可算是水泄不通,連學生過路都發(fā)生了困難。由于我的嚴謹教學和學生的刻苦努力,在我班學習過的學生大部分基礎都比較好。因此文化大革命結(jié)束后,國家恢復了統(tǒng)考制度,凡在我班就讀過的學生有很多得到預選,吳學華、吳太全、胡齊忠、胡家舉等同志還端上了國家的鐵飯碗。
文革那時,主要是以“階級斗爭為綱”許多學校的老師怕惹火燒身,避免別人說自己的階級路線不清,竟然排棄出身不好的兒童,致使許多無辜的孩子失去了受教育的機會。在這個問題上,我卻有一個正確的認識,“出生不由己,道路可選擇”。只要要求到我班就讀的地富子女,我毫不推卻地接收入學,并一視同仁地教育他們。由于他們的自身努力,有許多學生的成績很好。當時受害的吳學釗、吳道濱等,撥亂反正后,還參加了教育工作。吳學釗同志有一次遇到我,他真誠地說:“吳老師,要不是你,就沒有我的今天”。說完后,眼眶里噙著熱淚。我感動得只好安慰她幾句,要他珍惜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。
十年浩劫,使我們黨的教育事業(yè)受到了極大的損失,耽誤了一代人的青春,但它給我們從那時過來的人,卻打下了深刻的烙印。